今天早上我在審宗翰為香港六四活動寫的
自從疫情升高之後，我的注意力幾乎全被確診數，疫苗，這些疫情相關的新聞淹沒，昨天宗翰提出這個選題時，我還沒選這條，我想講日本送台灣的疫苗。
今天在看稿子的時候，我很震撼。
宗翰切的角度是，香港辦不辦六四紀念會，代表的是香港自由度的高低。香港自由度高的時候，為六四平反，就可以喊得很大聲，相反的，當平反六四的聲音小了，就表示中國的壓力大了，香港的自由度下降。
宗翰在最後幽幽問了一句，連香港人都要把六四忘了嗎？我們會把六四忘了嗎？
這麼重要的事，我為什麼會把它擺到後面去？
八九年天安門學運發生的時候，我那時是大學最後一年。老實說，我不是什麼優等生，我是拿B就OK的那種。天安門學運的確是天天電視新聞裡報的頭條，但對我來講，還是畢業舞會穿什麼比較重要。
是到我畢業後，糊里糊塗去了報社工作，被指派去跑在中正紀念堂舉辦的野百合學運，是這一條新聞，讓我決定留在新聞界。後來到美國去念書的時候，暪著父母，偷偷把主修從法律改成傳播。
我的大學同學曾建元，後來從事台灣民主運動的研究，他說，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對台灣民主化造成深遠影響，他認為，台灣學生汲取了中國學生在「八九學運」的經驗，在1990年組織「野百合學運」對抗國民黨政府，而當時的總統李登輝也銘記中共六四鎮壓破壞國家形象的後果，於是台灣沒有重蹈六四悲劇，開啟民主進程。是因為野百合運動，所以才有了國是會議，進行修憲。
現在還在急診最前線的簡醫師，我就是在野百合運動的時候採訪他認識的。搬回台灣後，我們再見那一次，我問他，你還是跟以前一樣熱血嗎？他問我，你還是跟以前一樣，正義感那麼強烈嗎？現在幾乎每次見到我，他就要提台灣急診制度的改革。這次疫情，我每天看他的臉書，因為我知道，他心裡那把火還燒著。
所以六四這樣一個日子，我是怎麼把它忘了的？
於是我把相關的新聞看了一圈。看到BBC專訪當年天安門學運，被中共視為21名骨幹之一的周鋒鎖。他在中國被通緝，被關過之後，在九零年代到了美國。其中一個問答，讓我印象特別深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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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BC： 有人說如果89年學運的學生沒有堅持到底，或許中國現在已經民主化了。還有人以此照推香港的情況，認為如果運動人士當初「點到即止」，香港民主不至於此。你怎麼看這種觀點？
周鋒鎖：這個是很陳腐的（觀點）。評論的人往往看到所謂的結局，其實結局簡化了很多事情，這是中共希望的。其實每一天，很多的決定都在發生，很多人都在參與這些決定。
通過近日的紀念活動，我們想展示每一個平常人在（89年）那時都有非常投入的時刻，這在中國的歷史上是從來沒有的。在我看來，歷史大潮的推動和個人的性格是互相塑造的。自由對人的衝擊，這是至關重要的。
為什麼89年需要記住呢，不是至上而下的（鎮壓），而是「自由的節日」，第一次讓中國人體驗了自由，這是前所未有的。北京天安門廣場（當時）是自由的孤島，那時有那種體驗是終身難忘的，在之前之後都付出了非常高的代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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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會對這一個點特別有興趣，是因為有太多的朋友說，你如果不要過度刺激中共，它就不會怎麼樣怎麼樣了。
我以前也這樣想，這個點忍過就好了。但我現在看到全世界這麼多民主運動，在面對強權的時候，所遭受的壓力，我覺得決定權，從來就不是在抗爭者這一邊。抗爭的一方，往往是手無寸鐵的一方，如果不是逼急了，誰願意升高衝突？
最後決定武力解決爭端的，往往是拳頭大的一方，打完了，再跟抗爭者說，就叫你不要逼我了。
我想請大家來告訴我，像周鋒鎖說的，那個你對”自由”非常投入的時刻。
這是在今天這樣一個日子裡，給我最好的禮物。
最後，我想幫說故事的人做個廣告。我們這個星期推出的”逃亡的人”，裡面訪問的，一個是香港銅鑼灣書店的店長林榮基，一個是四川秋雨教會的教友任瑞婷。我相信你在今天去聽，會特別有感。
說故事的人第九集：逃亡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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